没有哪个地域的电影，比得上前苏联的光影构成，要对我有着持久而深远的影响。我感谢在我童年时，刚对不切实的生活，或者说更切实的幻觉，产生兴趣时，前苏联电影就来到了我的身边，它让我不至于走上歧途，而直达人与世界相逢一笑泯恩仇的康庄大道。我真正的电影启蒙，是前苏联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而真正让我一次次留连忘返的还是埃利达尔-梁赞诺夫执导的一系列电影。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有两位喜剧导演，最受国人的喜爱。一位是山田洋次，另一位就是梁赞诺夫。梁赞诺夫和前苏联另一位著名导演瓦西里-舒克申一样，都是作家出身(舒克申的《红莓》，无论是小说，还是其自导自演的电影，都在前苏联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自然山田洋次也是编剧起家。我想说的是，不管电影的特性，有多么的不容置疑。可电影一旦好起来，你还是得从文学那里去追本溯源。
梁赞诺夫和山田洋次有很多共同点，除了都习惯于“笑着向过去告别”这一最明显的特性外。他们都热衷于表现普通人的善良，以及他们的悲欣交集，只是山田洋次的普通人稍稍边缘化一些。他们的主人公大抵都是中年人，都有着流浪者的落魄或从容。他们对生活的不公，命运的戏耍，是无奈大于愤懑，是认命大于放弃的。小时候认为，梁赞诺夫比山田洋次更悲观，现在才认识到山田洋次更具无所谓的品性。山田洋次的流浪根子上还是原地打转，而梁赞诺夫要更勇敢一些，在瓦全和玉碎之间，他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
假如说在上世纪，山田洋次最为国人所熟悉的是“民子三部曲”，即《家族》、《故乡》和《远山的呼唤》。那么梁赞诺夫则是奠定他在前苏联喜剧电影有着至高地位的爱情音乐三部曲。我就按我的观影秩序，先后说说这三部影片。
第一部是《办公室的故事》，这大概也是很多人最熟悉的前苏联电影之一，不少人能哼唱片中那灵动俏皮的主题曲《我的心不能平静》，能熟背片中的台词，例如“教兔子抽烟也是有可能的”；“我受伤了，头上鼓了一个包”；“哪儿呢？”“别着急，它就要长出来了”……在上海译制片厂几乎统治我们全部外来听觉之余，这部由央视译制的影片，曾让上译的元老苏秀老师啧啧称奇。我还看过两位我极爱的声优，张云明和冯宪珍在一次晚会上，又把影片中的经典片段演绎了一番。《办公室的故事》第一次与观众见面，是在十月革命节的晚上，通过电视台播映的。我当时没看上，我的无数同学在课间和我津津乐道过，馋得我直流口水。补看后，按现在的说法，这是一个屌丝逆袭的故事。和我们的攀高枝不同的是，它没有特别强化男员工与女上司两人在身份上的差异，而是在一开始，就强化男女主人公的共性。两人在仪态上都有些暗淡，男热女冷都是其保护色，包裹着他们对世事的不明就里。两人都有些一根筋，越是想照顾他人的情绪，越容易陷入到自我的桎梏里。促使他们相爱的，也就是这些。诚所谓，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事业心和由此带来的地位上的悬殊不是梁赞诺夫所关心的，真正的爱情要往前走，靠的不是这些，而是绝对私己化的因素。稍稍留意一下那间轻工业局局长的办公室，在那里，只有男女主人公两个人，他们在那儿干的最多的事情，是分亨彼此的秘密。在男主人公眼里，只有35岁，实际36岁的女局长要更爱倾诉一些。如她被闺蜜撬了墙角，又如她之所以热爱工作，是因为除了工作，她不知道该干些什么。一个更值得注意的景观是，两个如此真诚的人，他们情感的递进是靠那些纸一戳就破的谎言。这不光是为了推动的剧力，而是让我们尽情去品赏人心的趣味。
接下来，我看的是《两个人的火车站》，这是我观影次数最多的一部前苏联电影，也被我列入到最爱的十大爱情电影里去了。梁赞诺夫的电影，其实舞台感很强，像《办公室的故事》本身就是根据舞台剧改编的。而《两个人的火车站》的外景是非常丰富的，火车站是最重要的外景，还有马路、集市。以及影片中另一个重要空间——监狱。视听元素也相当饱满，对逆光的处理较多。而声音元素，热情的音乐声和冷漠规整的电台声交替轰鸣，它润物细无声地左右着人物的情绪，升华着人物的情感。
在前苏联国内，人们更愿意对本片投以批判现实的眼光。官僚的袖手旁观，办事机构的敷衍塞责，公众媒体的冷漠虚伪，黑市黑道的肆意妄为。这也可算梁赞诺夫信息量最大的一部影片。可这些，在美丽的爱情面前，更准确地说，在那些一心向善，并决不更改的人们看来，这全都不值一提。只要有两个人，甚至仅仅是两个人，能共亨甜蜜和忧伤，它们就足以和这个任性而莽撞的世界拉开距离。就像片尾，那雪中的手风琴响起时，镜头在拉远。片中的两个主人公仿佛要远离某种生活常态，而离前方的监狱更近。但只要你不麻木，你就知道这么好的两个人，他们的身心已无比坚毅地结合在一起。你早已贮存许久的泪水，就会盈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