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樟柯在釜山电影节
虽然相比往届并没有太多耀眼星光阵容，但釜山国际电影节作为目前的亚洲头牌电影节，踏踏实实走到了第20个年头。20年来，它提携了贾樟柯、是枝裕和在内的一拨青年亚洲导演成为国际大师，也见证了韩影20年的风生水起。
值此节点，我们在釜山约采了贾樟柯、王小帅两位跟釜山电影节交往密切的华语电影导演，听他们说说这20年与釜山的情缘和感受。
贾樟柯：曾是釜山的两万美元导演，和北野武公司合作正始于此
我第一次来釜山电影节是1998年，带着处女作《小武》来参加新浪潮奖的评选。那时我也是才刚开始跑电影节，釜山也很年轻，才第三届。当时它还在南浦洞那边，不在海云台，一下子觉得很有活力。因为那时候电影院在商业街上，全是中学生、年轻人，影迷年纪都非常小，印象特别深刻。
釜山那时候就率先在亚洲做创投活动了，除了《小武》，我还带了我的第二个电影《站台》的剧本来参加PPP推广计划。那年很幸运，两个片都拿到了奖，总奖金是两万美元，韩国观众就开玩笑说，我是两万美元导演。
那时候刚好很多亚洲年轻导演开始崛起，我记得很清楚，就是那次我认识了是枝裕和。我俩差不多每天都在一起，语言也不通，你看我，我看你，走哪儿都相随着，到现在，就成为了好朋友。然后对当时的主席金东虎，也是印象深刻，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天才的电影节组织者，这么多年轻导演，还有很多来自西亚、中亚的长名字，很多人我真的记不住，但金东虎先生只要介绍一次这个导演，就能记住他的面孔和名字，并在下次见面时准确地叫出来。不出意外，我们后来也成为了好朋友。
第二次来，就是第二年来做评委。那年做评委的经验也很特别。因为新浪潮只有一个奖项，而且规则跟现在不一样，不要求首映，所以像余力为的戛纳竞赛片《天上人间》，还有一部获戛纳处女作奖的印度电影等都可以来，好片太多，选择很困难。我当时那么年轻，做完这个评委之后，就觉得我再也不要做了，太痛苦了，眼睁睁看着都是好电影，给谁真的是一个艰难的抉择。
在南浦洞那边的回忆是很珍贵的，因为在城区，派对狂欢的气氛很足。那时候工作完了，找一条街，两边全是小摊，电影工作者坐在路边一边吃饭一边喝酒，李沧东、金基德我都是在这里认识的，包括跟北野武公司决定合作，也是在这边一个小棚子吃饭的时候谈定的。那两年其实我很幸运，因为那时候亚洲范围内的创投很少，那年参加创投的其实还有杨德昌导演的《一一》计划，关锦鹏导演的《有时跳舞》，釜山就是有这种超强的吸纳能力，你想杨德昌导演那时候已经是大师级的人物，我的《站台》能跟他放一起，最后还拿到了创投，这就是它的魄力。当然，这不是说我赢了，而是大家在帮助我这个年轻人。包括我那时候的《小武》，柏林首映之后，再通过釜山全媒体的推广系统，让更多人了解了它、包括我自己的工作。
后来，釜山搬到海云台这边，那种狂欢的气氛少了些，但硬件上的改变是焕然一新。我还记得在南浦洞那边的时候，商业影院自身的客流是比较复杂的，它同时还放映市场上的影片。包括我的《小武》是十六毫米，在商业影院已经很难实现了，结果放映过程中就着火了，我当时只有这一个拷贝，简直心急如焚。现在海云台这边有单体的电影中心，硬件设施包括商业化条件都更好了。
软件上，更不用说，他们的志愿者服务特别好，想去哪儿帮你带路，帮着打点。釜山每年闭幕的时候，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PARTY，主席和影展负责人都必须去的，就是志愿者聚会。包括电影节的语言翻译，比如说中文，它会及时的回访，一场GV或者是记者会，马上会安排你和翻译沟通，看有什么问题、怎么改善，这些细节都非常到位。
当然，发展到20年，釜山也有自己需要突破的瓶颈。比如现在的竞赛片规则改变了，需要是首映片。它的时间是放在每年的10月，这之前有柏林、戛纳、威尼斯，他们也一直在发现和寻找新导演，某种程度上形成了竞争关系，轮到釜山，再拿到全球首映的亚洲导演的片子，可选的余地就不是太大了，这可能也是它近几年再难推出强势新人的一个原因。
至于平行的亚洲电影市场单元，现在依旧有创投和电影交易，从组织上来说，经过这些年的锤炼，已经是一个很好的系统，但你要说它发挥更大的作用或者说是更加繁荣，这又要受制于整个全球市场的需求。因为买卖是相互的，欧洲跟亚洲的合拍片肯定没有十几年前那么活跃了，还包括亚洲电影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和吸引力，亚洲市场的购买力，这些都有影响，并不是一个电影市场能够左右和主导的。
我自己的话，来釜山的次数到现在真的数不胜数了，因为差不多每部影片的亚洲首映都是在这里。三年前，我还担任过一次釜山亚洲电影学院的院长，帮助他们发展电影教育，跟通过初试考试的亚洲年轻人一起交流、一起带着他们拍短片，这里走出来的学生，很快就有人崭露头角。像比如说宋方导演，出来后我监制了她的《记忆望着我》，后来拿到了洛迦罗电影节的最佳处女作奖。
贾樟柯：曾是釜山的两万美元导演，和北野武公司合作正始于此
我第一次来釜山电影节是1998年，带着处女作《小武》来参加新浪潮奖的评选。那时我也是才刚开始跑电影节，釜山也很年轻，才第三届。当时它还在南浦洞那边，不在海云台，一下子觉得很有活力。因为那时候电影院在商业街上，全是中学生、年轻人，影迷年纪都非常小，印象特别深刻。
釜山那时候就率先在亚洲做创投活动了，除了《小武》，我还带了我的第二个电影《站台》的剧本来参加PPP推广计划。那年很幸运，两个片都拿到了奖，总奖金是两万美元，韩国观众就开玩笑说，我是两万美元导演。
那时候刚好很多亚洲年轻导演开始崛起，我记得很清楚，就是那次我认识了是枝裕和。我俩差不多每天都在一起，语言也不通，你看我，我看你，走哪儿都相随着，到现在，就成为了好朋友。然后对当时的主席金东虎，也是印象深刻，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天才的电影节组织者，这么多年轻导演，还有很多来自西亚、中亚的长名字，很多人我真的记不住，但金东虎先生只要介绍一次这个导演，就能记住他的面孔和名字，并在下次见面时准确地叫出来。不出意外，我们后来也成为了好朋友。
第二次来，就是第二年来做评委。那年做评委的经验也很特别。因为新浪潮只有一个奖项，而且规则跟现在不一样，不要求首映，所以像余力为的戛纳竞赛片《天上人间》，还有一部获戛纳处女作奖的印度电影等都可以来，好片太多，选择很困难。我当时那么年轻，做完这个评委之后，就觉得我再也不要做了，太痛苦了，眼睁睁看着都是好电影，给谁真的是一个艰难的抉择。
在南浦洞那边的回忆是很珍贵的，因为在城区，派对狂欢的气氛很足。那时候工作完了，找一条街，两边全是小摊，电影工作者坐在路边一边吃饭一边喝酒，李沧东、金基德我都是在这里认识的，包括跟北野武公司决定合作，也是在这边一个小棚子吃饭的时候谈定的。那两年其实我很幸运，因为那时候亚洲范围内的创投很少，那年参加创投的其实还有杨德昌导演的《一一》计划，关锦鹏导演的《有时跳舞》，釜山就是有这种超强的吸纳能力，你想杨德昌导演那时候已经是大师级的人物，我的《站台》能跟他放一起，最后还拿到了创投，这就是它的魄力。当然，这不是说我赢了，而是大家在帮助我这个年轻人。包括我那时候的《小武》，柏林首映之后，再通过釜山全媒体的推广系统，让更多人了解了它、包括我自己的工作。
后来，釜山搬到海云台这边，那种狂欢的气氛少了些，但硬件上的改变是焕然一新。我还记得在南浦洞那边的时候，商业影院自身的客流是比较复杂的，它同时还放映市场上的影片。包括我的《小武》是十六毫米，在商业影院已经很难实现了，结果放映过程中就着火了，我当时只有这一个拷贝，简直心急如焚。现在海云台这边有单体的电影中心，硬件设施包括商业化条件都更好了。
软件上，更不用说，他们的志愿者服务特别好，想去哪儿帮你带路，帮着打点。釜山每年闭幕的时候，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PARTY，主席和影展负责人都必须去的，就是志愿者聚会。包括电影节的语言翻译，比如说中文，它会及时的回访，一场GV或者是记者会，马上会安排你和翻译沟通，看有什么问题、怎么改善，这些细节都非常到位。
当然，发展到20年，釜山也有自己需要突破的瓶颈。比如现在的竞赛片规则改变了，需要是首映片。它的时间是放在每年的10月，这之前有柏林、戛纳、威尼斯，他们也一直在发现和寻找新导演，某种程度上形成了竞争关系，轮到釜山，再拿到全球首映的亚洲导演的片子，可选的余地就不是太大了，这可能也是它近几年再难推出强势新人的一个原因。
至于平行的亚洲电影市场单元，现在依旧有创投和电影交易，从组织上来说，经过这些年的锤炼，已经是一个很好的系统，但你要说它发挥更大的作用或者说是更加繁荣，这又要受制于整个全球市场的需求。因为买卖是相互的，欧洲跟亚洲的合拍片肯定没有十几年前那么活跃了，还包括亚洲电影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和吸引力，亚洲市场的购买力，这些都有影响，并不是一个电影市场能够左右和主导的。
我自己的话，来釜山的次数到现在真的数不胜数了，因为差不多每部影片的亚洲首映都是在这里。三年前，我还担任过一次釜山亚洲电影学院的院长，帮助他们发展电影教育，跟通过初试考试的亚洲年轻人一起交流、一起带着他们拍短片，这里走出来的学生，很快就有人崭露头角。像比如说宋方导演，出来后我监制了她的《记忆望着我》，后来拿到了洛迦罗电影节的最佳处女作奖。
